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CesareBeccaria）1764年出版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这部经典法学著作的行文犹如一首抒情诗，但它的抒情对象指向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谴责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残酷压制、宗教神学统治的愚昧以及传统刑事法的恐怖、荒唐与不公正。这位精通数学的学者，一边充满激情的历数那个时代的种种症状，一边清醒地为它开着药方。
有意思的是，贝卡利亚并不愿为他的激进思想付出代价，他的生活、行为与大多数人保持着同步，而与他的独特思想分离。面对保守势力对《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指控时，贝卡利亚表白说：“我希望做人类的保卫者，但不愿为此做殉道者。”因为他认为，一个丧失了热情的社会，“人们只有在亲身体验到关系着生活和自由的最重要事物中已充满谬误之后，并在极度的灾难把他们折磨得精疲力尽之后，才会下决心去纠正压迫他们的混乱状况，并承认最显而易见的真理……”
所以，他的著作更像是在黑夜中发出的歌声，试图以此唤醒人们内心本该具有的丰富情感。在他看来，这是社会进行改革首要的一步。幸福与痛苦，自尊与屈辱，人们是否曾经被这种强烈的感情所俘虏，从而超越过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是否曾因为自己内心激荡着爱情，从而平等、公正、满怀善意地对待过同类？……面对这些人类最基本最永恒的问题，贝卡利亚则以一种法学的命题提出来，多多少少会给人以怪异的不着边际的感觉。
但生存的现实却让我们感受到了贝卡利亚的深刻与锐利。
毫无疑问，对个人而言，精神空间的狭窄，情感体验的贫乏，都会导致生活变得日益虚无、低贱。那么，如果整个社会的精神与情感受到压制，其出现的后果将更为可怕，人与人之间将会充满一种非理性的冷漠、敌视，甚至是仇恨，连空气似乎也变得凝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个体的人会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从而彻底忽略并忘却“人的尊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卑鄙下贱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畸形的社会群体面对少数清醒者的行动时，他们便会沦落为一群残酷的看客，任何充满良知的声音都将如游丝般沉入这个污浊巨大的漩涡。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说，人的感受力理应要得到释放，而人的情感则可以像道德那样接受教育。他说，“我知道发展自己的内心情感是一门依靠教育才能学到的艺术。”由此，他认为，国家法律应该注重对公民进行情感教育的一面。
那么，国家法律怎样才能教育我们的情感呢？法律规定对罪犯可以执行死刑，贝卡利亚认为，随着刑场的日益残酷，人的内心对残酷的忍受力也在不断的提高，死刑造成暴行的恶性循环，对社会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因而，贝卡利亚从教育人的内心情感这样的角度出发，主张在法律中废除死刑。因相同的理由，他对当时在意大利实行的秘密控告和私下举报制度，也极为愤慨，认为这是一种扭曲的不正常的现象：
“这种风俗把人变得虚伪和诡秘……。这样，人们往往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对别人隐藏这种感情，以至发展到对自己也同样隐藏这种感情。他们没有明确而稳定的准则作指导，迷失在见解的烟海之中；他们竭力躲避着威胁自己的恶人，在对前途的忡忡忧虑中熬过眼前的时光；他们享受不到持久的恬适和安全，……能活在世间，就是他们的唯一安慰。”
我们的传统教育往往着力于道德教育上，总是教人要温良恭让、谦逊笃实，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品德，应该提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仅仅强调个人修为，而不倡导人们去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等一切社会进步的因素并为之奋斗，那么无庸讳言，这种教育方式显然就是缺乏人性根基的，无助于形成一个有序而宽容的社会形态。长此以往，这种所谓的道德教育很有可能蜕化为充满奴性色彩的“驯化”教育。人在奴性的主宰下，绝无平等、公正可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社会群体的忍耐力将会不断的加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人的欲望和需求遭到了扭曲和遗忘，个体的人将沦落为情感枯涩的道德动物。
法律教育也同样如此。一般法学理论主张法律除了惩罚犯罪之外，还肩负对社会的教育之责，但这种教育更多的是强调法律的威慑作用，要求人们对它怀有敬畏之心。现代刑事法学主张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法律教育除了威慑之外，更应重视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就如“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这样的信条一样，法律还需要赋予公民“一种无所畏惧的美德，而不是逆来顺受者所特有的委屈求全的美德。”在人们普遍追求强权，信奉弱肉强食，藐视别人的存在并习惯于这种被藐视的社会里，在由这样一群“呆痴和欲望”的群体所构成的一个社会里，“受奴役的人比自由人更加放纵、放荡和残忍。”
情感教育在于增长“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从而滋生出一种无所畏惧的美德。这种教育过程也就是启蒙的过程。摆脱愚昧，普及新思想绝不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所以，贝卡利亚在卷首引用培根的话作为引语：“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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